湖北：人生第四站1964

2026-02-14 · 54 张照片 · 原文：美篇

1964年7月我从北京经河南刚回到西安，就收到了武汉测绘学院中专部的录取通知书。8月末就前往武汉报道，于是来到我人生的第四站，湖北省。

从1964年到1996年调离湖北，我在湖北学习、工作、生活总共32年，截止目前，这是我一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可以称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湖北共居住生活过四个地方：在省会武汉上学五年；在崇阳县的白霓桥小镇战备疏散了半年；在襄樊的襄北地方呆过三次，短的三个月长的三年；在湖北西北部的十堰工作生活了23年。

我在湖北的经历

虽然我在1964年9月就到武汉学校报道了，但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在入学体检中怀疑我肺部有结核，后返回西安在省级医院反复确认为误诊，我的肺部健康正常。再与学校联系，由于耽误了课程校方让我第二年再入学，这样我就晚了一届，但却是我的命运转折。上一届后来因国家测绘系统变更，那批人员都改行分流了。而我虽然失去了喜爱的专业，但却幸运地进入汽车行业，同样也是我喜爱的行业。

1964年9月在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武汉测绘学院上学

1965年再次返校，开始了地图制图专业的学习，完全激活了我的爱好，然而就在兴趣十足的时候，1966年6月，开始了文革，同学们都被席卷到停课、串联、造反等运动中去了。

一下子面临不可思议的动乱场面，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揭发批判校内教职领导；接着就看到著名的老教授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次日就听到老教授夫妻双双在家自尽的消息；还有某女教师从教学楼跳下的惨状。那段时间我们武测是全市运动最火爆的中心，武汉三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都在我们学校。后来经历了大串联，大规模的批斗会，也有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武斗。我还目睹了一个流窜小偷在宿舍偷东西时，被火爆的造反派围追并打死在校园的事情。那种混乱场面直到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校园才慢慢稳定下来。

由于我不入主流，回家又太远，于是留在学校里，每日三餐、两觉、一场球，天热还去东湖游个泳，生活相当懒散无聊。

1966年5月在校门前留影

学校停课社会武斗，家远难回去江边消愁（1967）

那时的长江上还有帆船航行（1967）

一个人在操场上苦练球技（1967）

学业虽荒废但球场上总能找到安慰（1967）

襄北农场生产实习

1968年3月，有了复课闹革命口号，学校组织我们到襄樊开展生产实习，为襄北农场绘制地形图。那个时段同学们情绪高涨，每天在丘陵田野打桩设点，白天测量记录，晚上计算。那时候没有电脑，连计算器也没有，而角度测量要精确到秒，长度要精确到厘米，而且都是带三角函数的乘法运算，我们只能利用十位对数表手工计算，可想多么耗费精力啊。不过那时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每人每天还有 4角钱的野外补贴，当地农场的伙食丰盛还便宜，一份素菜才1分5，全荤的菜也才1角钱。

正当我们做完了三角测量，确定了图根基点，开始平板绘制地图时，留在学校的造反派来到这里，要求师生们全体返校，搞什么反二月逆流、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们在襄北的实习就这样半途而废，愉悦而充实的生活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1969年1月，我受来校支左的军宣队指派，与一名工宣队员前往东北外调，清查学校员工的历史经历，历时半年。这段经历给了我社会实践机会，也锻炼了我的出行能力。

崇阳白霓桥战备疏散

1969年，苏联大兵压境，扬言要对我国核打击。中央要求大专院校都要离开大城市，分散到边远地区。11月，我们学校整体来到了湖北南部崇阳县山区的白霓桥小镇。

同学们在白霓桥破旧的祠堂里铺稻草打地铺，墙壁漏风、瓦缝能飘进雪花，还没有电灯，条件非常艰苦。但这里山清水秀、风光秀丽，让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心灵的安慰。此时枯燥的政治运动也渐渐淡化，同学们有的爬山探洞，有的深入农家体验，也有的在悄悄地谈情说爱。我那时在食堂帮厨，学会了擀面条和铁锅焖米饭的技能。虽然在白霓桥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却是非常值得回忆和留恋的时光。

1970年2月在白霓桥拍的毕业照

47年后再返白霓桥怀旧（2017）

十堰二汽车架厂参加工作

因国家测绘局撤销，我们学测绘的这批学生全部改行，被分配到鄂西北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1970年4月，我们整批学生坐火车到丹江口，再乘船到郧县，然后步行30多公里，来到十堰山沟。我被分到了车架分厂（代号5741），当时厂区正在平整土地打基础，我先被分到基建工地协助做钢筋工和水泥工。半年后又被调去协助驻厂的设计人员，帮助图纸分解和描图、晒图。

最早的通信联系方式

二汽车架厂旧址现状（2024）

再次到襄北上五七干校

文革后期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都开办了五七干校，让受到冲击的干部们参加农业劳动，等待重新恢复工作。二汽也在襄阳北边的古驿镇建立了五七干校，也正是我们1968年生产实习的地方。由于在干校里接受再教育的都是年纪较大的前领导、专家等人，他们无力承担农副业生产的体力劳动。所以总厂要求各分厂抽调人员分批参加五七干校，名义上是接受再教育，实际是参加农业生产，保证干校正常运转。
在这个前提下，1970年10月，车架厂派出了10人参加五七干校，成为农业连的一个生产班，我被任命班长。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熟悉的襄北农场。

1970年冬在襄北五七干校留影

在五七干校的农业劳动并不十分艰苦，但住宿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由羊圈改成的四面漏风的大通铺间。由于干校是利用原襄北农场旧址，所以农副业很成熟，因此伙食条件非常丰富，比起留在十堰的同事们连青菜都吃不上的情况真是天壤之别。
按计划我们这个学期春节前结业返回十堰原单位，由于干校的政治任务还有一些人员需要继续“监督改造”，所以需要一些人员执行“监督”，于是干校就让我留了下来，于是我在五七干校又呆了一个月，总共将近半年。

我在五七干校期间接触认识了许多人，包括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产品设计师和许多部门老资格的领导人。使我后来到总厂当调度员时，在工作中再与许多认识的关键人物接触，业务开展方便了不少，对于我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神助力。

我被干校留下来的那一个多月还有一些趣事，我搬进了一个小房间，与三位有“历史问题”的老人同住，他们都是从武汉第一医院调往二汽的老医生，其实我很同情和尊重他们，是作为室友对待的。除夕那晚干校的聚餐非常丰盛，我贪吃，晚上腹涨难忍，同屋的老中医易斯狄用他的烧酒杯给我穴位拔罐瞬间见效。易老先生后来在二汽黄龙疗养院做康复医生，他退休前我还专门去看过他。同屋的儿科专家朱随恩，也是西安人，我们用家乡话聊得甚欢，后来他是二汽张湾医院儿科主任，我儿子出生后还找过他咨询，他夫人魏一华是很健谈的西安人，张湾医院妇科主任，我和他们一家都成了好朋友。

二汽车架厂当调度员

1971年3月，从襄北五七干校回到车架厂后，被安排担当生产调度员。那时工厂还没建成，上边要求生产“政治车”，没有专用设备，只能迂回制作。这种生产过程给我带来了繁忙的工作量，但也快速提高了我的工艺认知和交往能力。

顾名思义车架厂是生产汽车大梁的，其实它还生产汽车除车身外的所有冲压零件，从薄薄的小垫圈到6米多长的汽车大梁。生产400多种零件，提供给总装厂、发动机厂、车桥厂等分厂使用。车架厂有小冲车间、中冲车间、大冲车间和车架装配车间，另外还有剪切、容器、支架、油漆、机电、工具等辅助车间与科室，全厂共有2000多名员工，是二汽的主要大厂之一。由于有这样的规模和多样性，使我在制造工程的认知和交往能力方面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提高。

在车架厂工作期间，我两次出差到过长春一汽，72年6月在一汽车身厂调度科实习了四个月；75年6月带队到一汽迂回生产汽车大梁，共三个月。

我在车架厂一直工作到1976年，在这个期间我收获了爱情并结婚生子。住过芦席棚、老乡家、干打垒，直到后来的家属楼，经历了从艰苦环境到温暖小家的改变。当我调往总厂后，我仍然住在车架厂，每天乘班车上下班，直到1984年底。

在车架厂的这段时间，还有许多趣事值得回忆：看露天电影；打羽毛球；篮球比赛；到沟里的水库去游泳，都是很快乐的事。最初生产调度和车队编制在一起，队长给我从郧阳地区办来了学习驾驶证（那时还没有十堰市），可以跟车学驾驶了，以致我后来早早就考取了驾照。由于我天生喜欢制图，偶尔得到一本上海出版的服装裁剪书，很快就掌握了裁剪能力，这在深山沟里成了了不起的技能，再说我小时候在家里缝纫机也会基本使用，所以一下子成了大红人，忙得我根本顾不了自己家。甚至还有人管饭，技术科同意借给我大图版，简直成了裁缝铺。那期间从一尺布的泳裤到棉军大衣我都做过。

车架厂大冲车间机床群（2010）

收获爱情的地方（1974）

从家属区走向厂区（2024）

从厂区到家属区的唯一通道（2024）

在二汽总厂调度处任职17年

我于1976年1月调到总厂调度处，那时二汽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了。我在总调度室当调度员，负责协调各分厂对总装配线的顺利供应。我刚去时办公楼还没有建成，在别处临时办公。那时二汽二十多个分厂分别建在延绵30多公里的各个山沟里，仅仅由一条破旧的老白公路连接，没有市政服务，厂内的调度通讯专线也常常受损中断。所以我们的协调处理的工作量十分巨大，跑一个分厂就要半天时间，常常车辆不够使用。

那时总调度室不到10人，轮到当值的调度员就要连续24小时值守，负责这一天全厂生产活动的总协调，其他调度员根据值班员的信息，分别到现场督促解决具体问题。

一个大型高节奏的现代化工厂，各个环节必须严丝合缝的配合，况且二汽的公铁运输、供水供电、材料配套件配送都属厂内的管理范畴。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主要靠调度员电话指挥或现场处理，所以二汽的总调度员具有绝对的指挥权威。

二汽总调度值班室（1982）

投产初期，十堰几乎没有市政服务，国家电网严重不足，所以总厂调度员除了保证总装配线正常运转外，更多的工作量是平衡电力，发出拉闸限电指令，监督供水管网压力调节，保证供水不中断。在二汽范围内只要发生火灾、水灾、雪灾、工伤事故，甚至国铁相撞的事故，都是由总调度室负责牵头组织处理。

那时电话还不普及，还有这样一件趣事：深夜，总厂张湾医院有位孕妇突发大出血，医院联系不上家属，于是求助总调度室，总调度室迅速通知分厂的值班调度去找到了家属。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二汽的生产调度连生孩子都管。正因为二汽总调度的及时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得到总厂领导及各个部门的充分肯定。他们把我的姓加在调度前，“强调度”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调度系统的代名词。

由于工作需要，我在1977年就考取了驾照。后来曾经三次到贵阳和北京为我们处提车并开回十堰，也使我的驾驶技能收到了长途考验和提高。

从贵阳开这台旅行车回十堰（1977）

在即将下线的出国车上留个影（1983）

五十万辆下线车前纪念（1984）

和儿子的留影（1985）

在生产调度处工作期间，1980年3月到石家庄河北机电学院参加由机械部主办的企业管理教育师资培训班三个月，回厂后为各级管理干部培训班讲课，主讲生产管理，以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现代管理知识。

1982年2月，被指派参加入学考试，后被录取到陕西机械学院工业经济系脱产学习了两年，填补了作为管理人员所必须的学历和能力要求。这期间接受了计算机的基础学习和初级英语的学习。学习期间，1983年6月接到通知我被任命为调度室副主任（副科级）。

1985年6月，我的职务又提升为生产调度处副处长。同年11月出差日本，衔接与日产柴合作生产八平柴卡车的前期准备工作。

1987年11月，出差南美智利的博览会，配合二汽展车寻求国外市场。1989年 7月再次带团前往智利对首批销往那里的东风车进行售后服务。

二汽调度处除了我负责的保证生产正常运转的调度工作，还有材料准备计划、生产顺序计划、备件生产、新产品试制等多项工作，还有基层现场的指导工作，工作量很繁重。1983年生产调度处开始配置了计算机，逐步应用计算机开始辅助管理工作。我也从这时开始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也算比较早的计算机运用者吧。

我调离生产调度处前的全体合影（1992）

到二汽水厂当厂长两年

1992年8月，我被调往二汽水厂当厂长。当时的二汽水厂共有五个供水车间、三个固定加压泵站，负责为分散在三十公里沿线各分厂和部门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在西部花果片区还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负责该区域的生产生活污水处理，这在当时全湖北还是很超前的。水厂管辖范围的全部管线总长达数百公里，另外还要对部分地方企业和居民提供用水，其工作量和难度非常艰巨。

我到水厂工作期间正是二汽产能发展的高峰时段，用水量剧增。区内的几座小水库没有扩容条件，总厂决定从二十公里外的堵河水库再铺设一条一米直径的引水管，我来水厂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这一工程，该工程完工后水厂的日总供水能力从不足20万吨提高到26万吨。

水厂这里的工作环境与前方汽车生产现场截然不同，这里不需要复杂的操作技能；没有紧张的节奏压力，只需按部就班定时检测，必要时调节净化剂，按调度指令调节阀门控制出水压力。但需要日夜不间断值守，按12小时或24小时倒班。看似简单轻松，但长期的枯燥和寂寞也给不少员工带来精神上的颓废和烦恼。水厂是二汽的政策性亏损单位，没有改善职工福利的渠道。于是我与工会商议成立一个技贸公司，利用退休员工和厂里的技术支持，承接社会上的供水管线的设计和施工并取得了收益。后由工会牵头分批组织员工外出旅游、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和球类比赛，对节假日值班的员工给于物质慰问，有效地活跃了大家的精神面貌。

我从调度处来到水厂，工作环境从紧张、繁忙、无固定作息时间，一下子变成了轻松有序、按部就班的慢节奏状况。春节总厂领导来基层慰问，有位领导私下问我：你不觉得在这里太舒服了吗？为我下一步去向埋下了伏笔。

驾驶四驱越野车去施工现场（1993）

在水厂净化池的留影（1994）

再到襄北组织轿车试生产

1994年5月，我在水厂工作还不到两年，又被调往襄樊的汽车装试厂当厂长。当时二汽已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并在襄樊北部建立了第二生产基地，这里生产柴油机、轻型卡车和轿车发动机等工厂。东风与法国合资的神龙公司已在武汉开始兴建，1992年又在襄樊建立轿车装试厂，以提前培养员工熟悉轿车的生产工艺和技能。

我来到装试厂时，这里已经实现了SKD组装，就是从法国运来油漆好的外壳和所有总成零部件，在这里装配成整车。而我所面临的是要进行CKD生产，就是进口冲压散件，在这里完成车身焊接和油漆的生产过程，这是轿车的关键制造过程，难度远大于SKD生产。

由于装试厂本身就是个临时过渡工厂，连办公条件都很简陋。前期去法国学习培训、到国内外采购仪器装备那些诱人的阶段已经结束，有门路的干部员工以这里为跳板去了武汉的合资工厂，也有干部知难而退。因此留给我的这段工作非常艰难，设备问题、工艺质量问题、员工情绪问题处处都需要克服面对。好在有一批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非常珍惜这段实践机会，他们与一些兢兢业业的老员工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CKD富康车生产的成功下线。

1996年，是我在湖北工作的最后一年，闲居在襄樊期间，花半年工资购买了我的第一台个人电脑，为我学习编程、办公应用打下了充实基础。